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安世高、竺法护等翻译的早期译经是研究汉语历史词汇的宝贵材料，通行本《大正藏》、早期刻本与古写本的文字时有不同，可资校勘比对。选取“天地成败”“评谆”“巢佛”和“谐珠”等四则词语，结合相关异文，酌作分析和考辨，涉及中古译经词语的理解问题。
早期汉译佛经中普遍存在“重复翻译”，即源语中某个词被译出了两次（或以上），这种现象的成因复杂多样。本文整理归纳前人研究的成果，并介绍译经重复翻译的几种不同类型：（1）一词两译；（2）整体和部分交叠的“重叠翻译”；（3）“注释性翻译”，即先译词根义再译实际语境义；（4）音意并置；（5）历代修订叠加形成。文章主要以安世高译经为研究对象，考察辨析其中“悲疒歮懑”“不欲舍悭/难舍悭”“多非一”“使结缚”等例，说明译者既受源语多义、音变和义理阐释的影响，也顺应汉语修辞与听众理解需求，常以同义连用、正反对举、音意互补等方式多次诠释同一概念。重复翻译既记录了当时印度、中亚语言的词义与语音特征，也反映出早期译者追求“全释”与“善译”的策略选择。理解这一现象及其原理机制，对辨析疑难词、考察源语面貌及理解佛教概念流变皆有帮助。
东汉译经中的“中”存在特殊用法，出现在“（于）NP(1)中VP”结构中，标记“NP”为“VP”的前置宾语或相关对象，词义可理解为“就……而言”“关于……”。梵汉对勘发现，标记宾语的“中”对应梵文（或巴利文）业格和具格，而方位词“中”对应梵文（或巴利文）依格、从格和具格。我们认为“中”标记宾语的特殊用法是难以自源的，推测标记宾语的“中”实为译者对汉语的错误理解，泛化使用了汉语方位词“中”，是临时的、偶发的、非标准的格标记。
本文以广州粤语三则佛源词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它们的源流演变历史，探索中古佛源词在粤方言中的留存面貌和发展特点，揭示广州粤语在传承和弘扬佛教词语方面的独特价值：即保留现代汉语普通话不常见的佛源词、触发佛源词的进一步引申及语素化等。研究粤语中这些词语的分布层次和发展特点，既能展示现代汉语中佛源词发展类型的差异，也能概括粤方言中佛源词的独特面貌特征，为佛源词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材料。
“八股文”是一个俗称，它是明代制义文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一种常见的文体格式，与八股格式同时并存的还有其他各种格式，不仅有两扇文、四股文、六股文、十股文等偶股文，而且还有三股文、五股文、七股文、九股文等奇股文。奇股文与偶股文并存的局面，自明初一直保持到清末。奇股文的形成，首先是因为题型对制义结构的形成具有先导优势。其次，在“顺题挨讲”写作理念的支配下，面对奇扇题型，容易形成奇股文。奇股文在修辞形式上的特点是排比，《明史》所说的“体用排偶”，这个“排”字必须引起我们重视。嘉靖以来，出现了化解奇扇题的修辞理念，把奇扇题仍然写成八股格式，这种化解理念，或者出于对骈偶修辞传统的坚守，或者受“以我驭题”的时代思潮的影响。
明代各个时期的科举类《诗经》注本，不仅在一般学子中有极大影响力，也反映出明代科举文化的诸多面向，不少文人、学者深入参与到《诗经》注本的编撰、刊行过程当中，相关《诗》学著作也浸染着科举文化的印记，他们的经学观念、文学理念无不与科举考试有着密切的联系。《诗经》科举注本中保存了很多明代科举文化的信息，包括解释经书的思维方式、八股文写作技巧、制举名家的《诗》说等等，不仅能与明代科举文化发展相呼应，也能看到明代时文演变的轨迹。同时，明代科举文化并非一成不变，它与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潮密切相关，从保存下来的各种《诗经》科举注本中，我们能看到明代《诗经》学的发展变化，并能进一步考察学术思想与科举的互动与影响。
宋人的“寒士”观念包括“寒士之学”与“寒士之德”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柳开、尹洙等强调“古文”“儒术”为“寒士之学”，是在科场中辞章之学盛行、古文受到轻视的语境中言说的；而欧阳修、苏轼等人类似“诗书学问若寒士”的表述，主要建立在“子弟纨绔”与“寒士好学”的社会观感上，强调寒士的文化修养要远高于子弟。至于后者，人们将“以清约自持”“自奉养若寒士”“乐施与”视为“寒士之德”的主要内容并作为士大夫、皇亲贵戚的德行典范。“以清约自持”体现了部分士大夫对官场内奔竞之风的自觉抵制，“自奉养若寒士”与士大夫“居清贫而守道”的意识相吻合，“乐施与”则与宋初寒士科场生存策略有关。
在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的大背景下，认知与审美被区隔开来。在分析哲学传统中，经由道德知识论启发，可以重启文学知识的讨论。在此，彼得·拉马克的工作给我们提供了基本架构，他提供了两大进路：一种是将文学知识视为对世间某类事实的描述；一种是探究文学提供给我们的某些新的素质或能力，但他否认后者是真正的知识。通过引入赖尔等人对默会知识的讨论、实用主义的参与者视角，我们得以激活第二条进路。但这仅仅是清理地基，文学知识论中涉及世界、作品、艺术家、受众等诸多要素，如何建构文学知识论依旧道阻且长。
保罗·利科和雅克·德里达在解决“摹仿”（mimesis）理论中“文本和现实”的二元对立问题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哲学方法。利科通过三重摹仿模型连接叙事、语言与现实，而德里达则通过解构语言的本质，将现实视为“文本游戏”，强调文本意义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利科采用解释学方法，提出了三重摹仿的框架：预示（mimesis1）、配置（mimesis2）和重构（mimesis3）。叙事通过配置行动语义学、象征系统与时间性，能够生成文本意义并重构现实，从而弥合文本与现实之间的隔阂。相反，德里达通过对语言“延异”（différance）的分析，彻底质疑语言与现实之间的稳定关系。他否认语言能够指向语言外的事物，强调语言的自指性以及意义的不断延宕。通过解构传统的二元对立，德里达揭示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与动态性，拒绝任何固定的指涉。利科建设性的解释学方法与德里达破坏性的解构方法，展现了二人在解决文本如何指涉现实世界问题时的核心分歧。
哲学自柏拉图以来被确立为认识真理的唯一方式。科学将哲学寻求的确证性推向极端实用，形成了一种技术至上的观念，技术理性对伦理道德乃至人文精神本身提出了挑战，同时陷入一种自我封闭的有限性之中；而哲学选择向技术理性寻找发展出路，反而使自身陷入一种存在困境。本文从文学摹仿入手，讨论文学对于真理认识的必要性。通过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古典摹仿论已构建一种技术性的文学理论。古典摹仿论的缺陷源自古典存在论面向真理的方式，即一种主体意欲把握客体的符合论，这种对符合的迷恋忽视了主客体间源初的断裂。从存在论诗学的角度看，诗的“表现”与“创造”的内涵从摹仿中流溢出来，成为艺术品无蔽地显示真理的过程。诗从而能够作为认识真理的路径，诗性因此作为哲思之源头存在。
“政治鲁迅”研究在2018年兴起，意在走出之前的“去政治化”状态，形成了国家政治、文化政治、文学政治等不同路径。倡导者们先后举行了系列会议和专题推介，学界也有众多的评论回应。批评者多从现代理性主体的政治显意识出发，否定“政治鲁迅”的存在或者视为老调重弹，倡导者则更多受到了后现代政治观的影响，在长时段结构和政治无意识中解读鲁迅。随着21世纪常规政治时代和消费社会的降临，我们有必要实现鲁迅研究的后现代转向，从多元决定论的角度重置鲁迅研究的新时代任务。
本文在二十世纪初国际共运的视野下分析李长之的鲁迅批评。李长之援引康德建构的“天才鲁迅”和“诗人鲁迅”，以“鲁迅”成就“特殊中国主体”，对抗殖民化所催生的、具有压迫性的普遍主义。李长之这一批评实践，恰与国际共运内部葛兰西基于对克罗齐的批判所提出的“消极革命”思想形成跨语境对话关系，始终参与和体现着“中国本位论”。
任林举报告文学创作是新世纪东北地域文学的代表性收获，《玉米大地》《虎啸》《时间的形态》《江如练》等作品生动展示了其对报告文学语言、主题、文体的思考和创新性突破。他以意象超现实建构与语言陌生化重构等诗性表达方式，消解了报告文学与诗歌的文体边界，使日常物象升华为承载历史记忆与存在哲思的符号；其生态书写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桎梏，通过非人类生命主体性的描述与生态危机的多种隐喻，实现了报告文学生态意识的哲学化觉醒；特别是以科学话语与跨学科知识大胆创新报告文学文体范式，形成智性、诗性与伦理性交融的“科学报告文学”新形态。任林举的创作实践为当代报告文学注入了诗学基因、生态深度与文体活力，提供了非虚构写作回应生态时代命题的典范路径。
1982年英国文学翻译家周煦良（1905-1984）翻译了毛姆的小说《刀锋》，在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作为研究者和译者的周煦良“译本序”入手，探讨了他对原本的选择、对主人公拉里原型的溯源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人精神失落的原因分析，同时对周煦良的翻译主张、译本的精良之处以及译者在宗教学知识方面的欠缺等予以了说明，并对译者的中国文化修养以及所具有的比较文学的视野进行了挖掘，以期以一种全方位、立体、动态的方式对周煦良先生及其《刀锋》译本做全面深入的研究。
德国作家德布林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哈姆雷特或长夜漫漫有尽时》中借鉴戏剧创作特点，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为框架，将莎翁经典人物哈姆雷特投射到主人公爱德华身上。他保留哈姆雷特“追寻真相”的特征，同时以“颠倒的俄狄浦斯情结”丰富弗氏理论。英国士兵爱德华患上“战争神经症”,其恋子的母亲爱丽丝恳请医生允许他回家治疗。他不断追问战争真相，实则探究父母矛盾的隐秘。“家庭故事会”作为“自由联想法”的变体充当精神分析治疗手段。爱德华最终完成自我疗愈，结束谎言的漫漫长夜。德布林富有创新意识地演绎弗氏的相关论述，细致剖析小说人物内心，展现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从而戏剧化地完成对悲剧人物哈姆雷特的再塑造。
村上春树通过阅读英语原版小说形成异文化体验，同时利用翻译将英语元素植入创作之中，由此酝酿出独特的文学风格。村上对英语、英美文学的学习和吸收，都是在他主观意识引导下完成，背后含有一定的心理学意蕴。村上小说中的“肾形石”“介入”“掘井”等书写与作者的主观“疗愈”意志、读者阅读后的“愉悦”构成了心理学与文学交互作用的场域。村上文学跨越不同文化，也融合了众多异质性要素，是触及人类深层潜意识的产物。对村上春树而言，外语既是技能的获取，也是对异质性文化的吸收和交融，以此为基础诞生的村上文学在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之间产生了灵魂上的呼应与共鸣。
本文围绕近年来国产古装剧在历史观、文化观、女性观等方面的创作成绩与不足展开论述。首先指出其创作观念上努力以当代精神视野灼照历史，通过微观史学视角彰显进步的历史意识、人民史观与个体价值；借助悬疑叙事的智力博弈解构权力、展开文化反思；并在古代故事中借助近似的社会议题映照当下、借古讽今；以及通过细节夯实历史氛围，追求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效果，收获了引人瞩目的创作成绩。文章也反思了国产古装剧在消费主义推动下构建历史想象时带有的“超时代”夸张与历史虚焦等创作症结，如以影像文化符号的堆砌代替真实的历史感，过度追求为观众提供爽感化的情绪价值、稀释并扭曲了历史表达，以及混杂着陈腐套路、缺少历史感的夸张女性意识。
生成式AI在当下已然掀起了一道广泛的娱乐化浪潮。在种种娱乐化现象的背后，因机器拟人化而生的娱乐冲动在人工智能发展史上却长期遭受忽视，而AI娱乐的趣味性既来自其展现出机器一面的相对机械性，又源于其被人格化后的庸常欺骗。在人们沉迷于深度伪造的快感之时，鲍德里亚之于拟像的论说无疑能令人们警觉于AIGC的超真实幻境，拟像-数据库的这一对立则揭示出大数据的束缚所在。目前，AIGC的互联网传播已与梗文化密不可分，延伸格罗伊斯的弱图像、强图像之辨可洞悉其拼贴这一娱乐内核所在。而在生成式AI如火如荼的同时，围绕AI的新形式的泛娱乐化现象无疑需要引起人们的隐忧。
<正>一、引言：与谈来宾2025年9月10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举办了“数字人文与文化遗产：AI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主题论坛，邀请了该领域三位重要学者：Melissa Terras教授、Edward Vanhoutte主编和Yunfei Long副教授。论坛回溯了数字人文的思想脉络，讨论技术合作的伦理基础，并思考人文学者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实现有意义的参与。李斌教授和李仪博士进行了提问和讨论，并翻译整理了讲稿。Melissa Terras是爱丁堡大学数字文化遗产教授，在数字人文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曾于2003至2017年在伦敦大学学院任教，并参与创立UCL数字人文中心（UCLDH），研究领域横跨古典艺术史、计算机科学和英语文学，其研究强调计算方法与文化遗产材料的人文化解读，同时致力于搭建其与伦理使用之间的桥梁。
<正>徐克谦教授的英文著作Confucian Philosophy of Zhongdaology:Its Historical Origin a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 (《儒家中道哲学:其历史渊源及当代意义》)于2025年5月由总部设在德国的国际著名科技图书出版公司施普林格(Springer)与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名出版,面向海外读者发行。该成果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项目批准号为17WZX006。这部旨在面向国外读者讲述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英文著作,采用了作者首创的一个英文词语“Zhongdaology (中道逻辑、中道论)”作为书名中的关键词,用以取代过去学界习惯上以“the doctrine of the mean”译解儒家“中庸”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