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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鲁迅《伤逝》与森鸥外《舞姬》作对比,解读《伤逝》的空白部分,探寻鲁迅《伤逝》中的留白构思。
茅盾于1920年底到1922年间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本文对这一时期《小说月报》的特点与历史作用进行了分析,由此对作为主编茅盾于新文学上的贡献及缺憾作出评价。
师陀的系列散文诗《夏侯杞》在建国前没有出版,因作者误编、修订等诸种因素,《师陀全集》中的《夏侯杞》已失去了当年的原貌。本文通过对"原刊本"的搜寻、"原刊本"与修订本的校读,设法回到历史的真实情境,还原《夏侯杞》的本来面貌,纠正师陀史料整理中的一些讹误。
陈应松的小说叙事始终围绕人的现实生存困境和超越之路展开,其向死而生的精神主题映射出直面现实的道德立场,既有左翼文学精神的深刻影响,又有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因子。揭去乡土牧歌的温情面纱,还生活在底层者一个挣扎、哀苦、不甘、寻求和质问的真实身份,这是陈应松小说叙事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的意义。
新时期以来关于长篇小说文体的研究呈方兴未艾之势。从研究的重点来看,问题集中在文体概念的界定、文体本体的探究、文体的时代特征及流变趋势的宏观把握、具体作家作品文体研究等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虽呈逐步丰盈之势,但对应于一路高歌的长篇小说创作而言却稍显单薄,并存有概念界定不清、研究方法单一、重要文体现象被忽视等不足,为研究者留下了一定的学术生长空间。
民国文学期刊具有品类的丰富性、地域的辽阔性以及阅读主体的丰富性等重要特质;民国文学期刊的总体沿革趋势,以北上与南下、集中与分散、繁盛与凋零为主要特征;民国文学期刊的生成机制,主要呈现为党派性期刊、商业性期刊与文人性期刊三种办刊模式的动态制衡,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的多样态整合,综合性与专业性的竞争选择;民国文学期刊的生存模式则主要有对峙、传承、变异、组合等四种形态。对民国文学期刊深入而系统的科学研究,是当代学界无可推辞的重要工作,是必须认真关注的基础性的重大学术课题。
<正>格非认为文学自古至今始终与信仰有很大的关系。你为什么活着?为何吃那么多苦?文学一直在试图解释并提供意义。文学本身就是信仰。在我看来,文学很大的功能就是和宗教引领、道德教化交叉而行,司马迁写《史记》文末必有"太史公曰"。从世界范围看,现代文学兴盛于西方宗教的衰落。雅斯贝斯说的"轴心时代"——公元前5世纪前后,在世界领域同时出现了老子、孔子、佛陀、
<正>赵元任先生《施氏食狮史》是向世界阐述中国文字独有的音韵调式,以及与之相配合的表意形式,通篇文字均以shi音配合四声写就,全文如下;"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
<正>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与西方的美学思想、理论和精神的较重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方法、思辨演绎推理特征、科学实证品格相区别,中华美学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对立与循环所形成张力是一种基本结构,它们存在于诗歌的声音、词语、形象、哲理等多个层面中,是其艺术力量的源泉。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贯穿着这种结构,这是它成为千古绝唱的重要因素之一。
北宋党争是北宋中后期的基本政治生态,也是审视北宋士人词风变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因素。仁宗朝党争初起时,士人的染指使词摆脱了晚唐以来的艳情遗风,词中的士大夫形象因抒发失意后的胸怀而逐渐清晰;神宗朝新旧两党围绕变法的党同伐异愈演愈烈,苏轼黄州词记录了词人政治理想破灭后的苦闷与人生感悟,寓词以诗人情怀,开士人词诗化的新风;哲宗朝党争激化,卷入政治漩涡的士人在文祸、贬谪的生存忧患面前,常借词营造极富个性的"我"之形象。党争促使士人词从抒写闲雅风度到注重表现自我的转变,也推动词终成独立的抒情文体。
李之仪终生崇仰、追随苏轼,体现出真淳的性情和执着的坚守。他提出"自有一种风格"的词学观念,注重词体自身的体性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词作风格清淡俊秀,呈现出对于唐五代词的"返祖"现象,给人以明畅流丽的童真之美。
张惠言批点《山中白云词》,是在《词选》刊刻之后,批语主要分为编年、品评、探意三类,与《词选》的批评思路相一致。手批本更好地证明了董士锡论词时对于张炎的表彰和董毅在《续词选》中对于张炎的偏爱,这与张惠言的词学观念一脉相承。
问答形式在曹植的诗文中均有出现,但散文中的问答形式更多地受赋体主客问答模式的影响,而诗歌中的问答则与汉乐府中的叙事手法紧密相关。
本文对王维早年被贬济州的诗歌创作进行解读,目的在于还原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超越对王维"山水田园诗人"的定性理解,显现其诗作的生动性、丰富性。
诗歌卜居主题始于《诗经》,早期诗歌中的卜居主要是居住文化的表现。自《楚辞·卜居》篇始,士人借卜居抒写情志,卜居诗由此产生。卜居诗散见于六朝,兴于唐宋,蜕变于明,沉于清。在这一过程中,卜居诗的主题沿着两条轨迹演变:一是疏离政治,诗歌中的爱国热情不断减退、消失,更多地趋于林泉之趣;二是面向世俗,诗歌内容逐步由雅向俗嬗变,多表现世俗生活的内容与情趣。卜居诗主题的这种演变有着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它既反映了封建专制、儒家文化由鼎盛到没落的进程和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兴起,也反映着士人精神由张扬到内敛的转变及其对政权的离心过程。对卜居诗主题演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与士人心态及文学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
古代尺牍的巅峰出现在宋代,其特点是应用功能弱化,文学功能得到全面发挥。思想内容上向正统文学靠拢,言之有物,承担社会教化责任;艺术上全面自觉,出现了大批形神兼佳的艺术短简,充分发挥了尺牍的文学功能。尺牍开始单行出版、录入文集,正式进入文学传播领域。宋人使古老的尺牍焕发了新的生机,有了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吴江徐崧与长洲陈济生,均为清初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的友人。对二人家世、生平,尤其是抗清、结社、选文等活动的详细考述,不仅可在最大程度上恢复金圣叹的社会关系网,以凸显或再现其人其事的历史具体性,也有助于深入了解江南地域文人群体的生存状态和人际关系,并由此达到对彼一时段重大历史事件的再认识。
要解决比较诗学史上重要课题中国有无史诗,相当重要的是从史诗的定义与所指来囿别区分。由于文学文体的替变,中国史诗逐渐消亡,这与中国文明从古代宗教核心向人文主义观念转型有关。《诗经》中关于英雄大禹的诗歌其实就是中国式的史诗,本文从甲骨文字中的有关记载与诗歌艺术的结合中,认为中国史诗从文体与观念上与西方古代史诗有所不同。从比较诗学的角度看,不同文明有自己不同的史诗文学传统。
渐进的进化史观可视为进化论思想与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之间的桥梁。当进化论思想介入晚清文学改良运动时,它一方面动摇了传统文学复古的价值根基,另一方面,又通过教育救国思潮,对文学的观念、语言、格局,乃至文学的学科体制等产生了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影响,所有这些,都为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前提。
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文学革命是如何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由《申报》对文学革命的若干报道观之,文学革命在1918年的下半年才开始引起世人的部分关注。提倡文学革命的《新青年》,机缘巧合地被陈独秀带入到了受舆论瞩目的、处于改革前沿的北京大学之中;并且随着《新青年》同人的身份整体性地笼罩上北京大学的光环,在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的举措陆续传出谣言之时,《新青年》的社会认知度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在人际间的口耳相传与印刷媒体的正反两方面的反应以及《新青年》同人的主动出击的综合作用下,1918年末之时,文学革命声势日隆,逐渐成为公共舆论中的重要话题。
对象性思维是一种通过对主客体之间做出严格区分、将思维者和思维对象一分为二,也就是将被思考者完全对象化、概念化来进行逻辑分析和理性认知的一种思维方法。近代以来,人类的思维方法朝着对象性思维的方向片面地发展了。这一方面带来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繁荣,另一方面,由于对象性思维把一切事物甚至人自身都当作对象来把握和占有,所以最终形成了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人性丧失的境况,这不仅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了扭曲,也违逆了人的自然本性。因此,在现当代哲学的众多流派中,我们似乎总能谛听到一个共同的主旋律,那就是:消解对象性思维,使哲学真正服从于自己的天命。而要消解对象性思维,人类就必须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所写的那样:"充满劳绩,却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以艺术性的思维方式来维护人类生存的根基,以美的创造来丰富我们的世界,以礼赞讴歌的态度使大地和生命得到不断的繁荣。而这一观点与唐诗的文化精神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赛珍珠的《群芳亭》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传统文化印痕的长篇小说,主要内容与清代沈复《浮生六记》有许多相似之处。赛珍珠可能藉由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著作的启发而关注到这部清代随笔。《群芳亭》在情节基础和人物性格设计上虽受该作启发,但人物身份地位、生活目标和生命轨迹都发生了现代性转变。作者的写作目的是要为中国传统女性探索一条通向现代的自救之路,体现了她特殊的东西方文化观,但人物形象难免因观念先行而有失自然真实。
卡夫卡《变形记》的含混迫使读者对格里高尔所变成的东西与变成了格里高尔的东西进行猜测和联想。作为"变形前记",《乡村婚礼的筹备》中的"甲虫想象"为理解格里高尔的变形逻辑提供了参照。自我灵魂想象性地从躯壳分离出来逃避身体性生育的烦恼,所呈现的恰是灵魂自身及其与身体之间唯有神学可以解释的困局。作为"变形后记",《乡村医生》的"乡村婚礼"是这一困局的复现。
20世纪80年代起,穆斯林妇女的头巾成为土耳其的一个焦点话题,引发了众多游行、抗议活动与社会冲突。在《雪》中,帕慕克讨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头巾问题是凯末尔世俗主义与伊斯兰文化权力角逐的一个副产品,被遮蔽的是妇女的性别身份。其实,所谓的文化冲突是虚伪而荒谬的,每一个人与物都是一种延异性存在。在作品中,这种思考转化为苏纳伊与神蓝的武力交锋和渗透于每一个人物、建筑、城市以及雪景中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对于如何面对这一现状,帕慕克给出的救赎之路是忘怀政治、皈依爱情。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否如"革命"一样骤然出现?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试图从结构自身调节及演化的角度来解答这个问题。结构并不总是处于静止不动的守恒状态。它不仅具有内部自我调节的功能,而且,当这种调节功能所起的作用改变了原本结构时,则会引发新的结构的产生。基于此,普实克认为,这种根本性的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有一系列的连续变化做铺垫。这种连续变化就是中国古典文学进行自我调节的体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思想文化层面的改变,二是小说文体地位的提升,三是文学艺术手法的创新。通过对这几个方面的论述,普实克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的自我调节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最主要及最根本的动力,外国文学与文化的影响只是加速了古典文学走向现代文学的进程而已。
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在传播中也暴露出自我传播与他者传播、自塑形象与他塑形象、本土译介与他者译介等诸多矛盾。如何正确认识、解决这些矛盾是中国当代文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关键。
现在不少研究唐五代诗文用韵的成果中,存在大量的异调相押的现象。特别是平声与仄声相押的出现基本没有时间与地域的限定。但是,这些所谓异调相押的现象,究其实还是研究者疏忽而致。如大量异读字读音的选择,是客观标准问题,而类似利用了错误的文本和对于韵例判断的失误,还是研究者主观的失误。
本项研究旨在讨论兴化市区方言中的声调及其发声态特征。兴化方言的声调分为老派和新派,处于变化中,如假声消失、入声舒化而造成昂拱成分的三重鼎立等。老派有两个声域、七个调类,而新派只有单个声域、六个调类。由此,我们考虑一个新的分区方案,识别出一个‘边缘吴语’的区域。
三国时期孙吴韦昭研习《诗经》,其传世相关材料有三种,据此可见其研究特色有二,一是今古之学兼融,训释诗句以毛、郑为宗,亦不弃三家之说;二是增补训释,时出已意。传世的韦昭《诗经》学资料颇有文献价值。
东晋葛洪所著《抱朴子内篇》是研治中古道教史的重要文献,在传世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异文,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对此有所整理和考辨,但仍留下了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本文以《抱朴子内篇校释》所揭举的异文为中心,对其中十五条异文作了考辨,提出自己的看法。
曹元弼、段熙仲为近现代经学大家,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曹元弼覆段熙仲书札一封。本文在校录书札的基础上,就书札所涉及之房室之制、《礼经》校勘、《礼经》之例等三问题及此札撰写时间、曹段二氏经学思想之异同予以考释。
<正>程杰:《中国梅花名胜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程杰教授在致力宋代文学研究的同时,多关注古代花卉文化尤其是梅文化的研究,近10多年来,陆续推出了《宋代咏梅文学研究》、《梅文化论丛》、《中国梅花审美文化研究》等专著,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中国梅花名胜考》是这方面又一部深耕力作,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