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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论关键词进行文字学意义上的考察,可为解诠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怨"提供新视角。该考察有形、音、义三大方向:通过分析小篆与古文字形,可发现"辗转反侧"与"跪跽受命"两种形义依据;借助声符"夗"及其字族的勾连,可探得"冤"之不平与"蕴"而不发的音义来源;将"怨"置入"人—心—情"的文字谱系,还能明晰"怨"与"恨""怒""愤""悲"诸字之别。取上述发现同《诗经》中的曲写幽怨和直抒怨刺相参照,由"诗可以怨"追问"诗如何怨"的具体实践,将有助于重审"怨"与离愁别绪、兴寄讽刺、宫怨闺怨等诗学主题的关联,进而明晰"诗可以怨"与"发愤以抒情""发愤著书""不平则鸣""怨毒著书"等近义命题的同中之异。
近年声音/听觉文化研究逐渐兴起并成为国内研究学界的热点。"声"是人类存在与表达的方式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艺术一个重要的考察对象和论述主题。殷商是中国艺术观念的形成和奠基时期,探究中华民族文化的声音传统,可把源头追溯到"殷人尚声"这一行为过程和心理体验。它是中国早期历史、伦理、政治和文化实践活动的产物。"尚声"传统与三代礼乐文化及后世文学相互生成,逐步延展到音乐、诗学、美学等各个领域,并发挥重要的政治、伦理、审美等功能。梳理、提炼并研究"尚声"传统这一既有现代意义又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话语理论,对中国文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学界将《神思》视为《文心雕龙》下篇创作论的总纲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建立在王元化对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的误读基础之上的。黄侃等将"杼轴献功"理解为修饰润色是准确的,但也略有曲解。一些学者对黄侃等失误的反思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王运熙对"研阅""驯致",钱锺书对"意象"等概念的理解比较准确,但是并没有获得龙学界的认可,需要予以进一步申说和辨析。
<正>王青教授的《中国神话的图像学研究》一书,2019年5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从纷繁的神话传说中选择天体神话中的日月图像、仙道神话中的昆仑篷莱图像、历史传说中的泗水捞鼎图像作母题式的研究。书中将东汉以前的太阳图像区分为5型11式,月亮图像区分为7型15式,它们分别经历了装饰性图案到活物化再到人格化的演变过程。太阳的活物化是由于画工通常在阳乌胸腹部画上一
<正>孙道功教授的《现代汉语动核结构的"句法-语义"接口研究》一书,2018年12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句法-语义"接口视域中,立足于大规模语义知识库,以一价、二价和三价动词的典型义场为研究对象,初步揭示了现代汉语动核结构的"句法一语义"的接口机制。创新之处主要表现为:提出了以"词
辛弃疾词充满了笑声,所用的"笑"与"哭"(或泣或泪)多寡不成比例,多到184次,几乎将近三首词便出现一次。其中有血性迸发的笑,日常生活中的笑,还有所刻画人物自己的笑,显示了豪迈、高朗、乐观、幽默的艺术个性。
官修地方志《流寓志》的入选条件素来严苛,作为一位非主流的布衣文人,徐渭却成功地入选多种清代《流寓志》。个中原因,主要在于晚明以来其个人士林声誉的建立与传播,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扬徐崇徐"整体氛围,此外还跟志书纂修者身份、籍贯等因素相关。清代《流寓志》为徐渭立传最重要的文本来源是袁宏道与陶望龄的同名《徐文长传》,但它也努力补充了一些新鲜的内容,并吸收了与传主直接相关的在地信息,使其形象愈加丰富和生动。徐渭殁后成名,但也长期饱受争议甚至恶评。而《流寓志》是一种历来为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志书形式,徐氏的多次入选,从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表明他的成就经过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之后,逐步得到了知识阶层的广泛认可,并最终确立了现代意义上古代"经典作家"的身份。
作为清初大家,朱彝尊一生跌宕起伏,深刻地折射出清初士林生态及政治走向。秀水朱氏清望远播,嘉兴一地人文荟萃,朱彝尊对家族、家乡,均怀有浓烈的赤子之情。易代之际,朱彝尊飘零江湖,有家难回,是因为早岁奔波于抗清之路,失败后不得不避祸远走;家道中落,生计艰难,只能依人作幕,寄食他方;家庭欠顺,压力巨大,处境困窘。应征博鸿、出仕清廷,是朱彝尊人生中一大转折,朱氏颇受康熙帝玄烨之亲近与拔擢。罢官之后,朱彝尊虽然极度思念家乡,却留居京师不归,是因为朱彝尊早已树立崇儒传道的人生志向,汲汲于儒家典籍、故国文献之整理与传承。经过苦心经营,朱彝尊在京师构建起一个松散但是强大的学术交流网络,能为其著述事业提供多方面的支持;玄烨作为一代雄主,也符合士人心目中明君的形象,朱彝尊因此对玄烨满怀期待,希望能重新起复,完成宿志。
卢冀野从新文学转向旧文学,更多的是受吴梅、于右任、易君左等人的影响。其交游经历以及环境突变又影响了词作风格的转变。早期词情婉转,典雅工整,然不免有模仿之痕;抗战时期,倡导以韵体文学发扬民族精神,词风一变为雄豪悲壮,《中兴鼓吹》成为宣传抗战的有力文本。卢冀野的词学观念是抬高词体社会功能,让词承担起书写时代、鼓吹抗战的历史使命,途径就是借苏辛转移词坛风会。他模仿苏辛,以朴素的字面、坚实的技术,表达自然随性之情;同时"以曲为词",试图实现词曲互通,完成词体改革。
以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作为"京海之争"的起始标志几乎成为目前学界的普遍共识,本文对此提出质疑。一方面通过对于既往"京海之争"文学史叙述的辨识,否定沈从文作为这场论争肇事者的身份;另一方面经过文本分析对苏汶《文人在上海》的写作意图及其产生效果进行探讨,进而证实苏汶虽然在主观上并非是为了挑起"京海之争",但是客观上却促成了这场论争的形成,因此苏汶应当被视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者。"京海之争"的发生确实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过这种偶然性又恰恰体现了新文学运动中南北文学之间地域对立的必然结果,而对于史实的廓清还可以使我们发现"海派"一词作为一种各方文学势力均可利用的话语资源实质上导致了这场论争内涵的多样与冲突。
本文从性别范畴研究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思潮,意在探究伤痕文学如何藉性别表意创伤,以创伤来建构"新时期"历史意识的记忆政治。伤痕文学在女性表象与男性主体、历史见证者与受害者、叙述者与被叙述者、归来者与丧失者等叙述结构上存在一个性别与政治之间的转换机制。借助自然化的性别与性别关系型构,伤痕作家在以创伤叙事重构性别、代际、阶层等权力秩序的同时,也呼应并落实了一个走向重生时代的"新时期"意识形态。对伤痕文学的女性主义解读,不仅将指出伤痕文学的新父权本质,也可能发现一个隐藏于"光明"文本之内的"阴性"文本,它偏离了通过再造女性/底层等他者来确证主体的创伤叙述规范,重新打开了那个单维与封闭的记忆空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国际"能见度"不断提升。其中,在传播过程下,荒诞式乡土小说及其建构的"中国形象"更容易完成"域外旅行"及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当中还伴随着更大的文学公共性和公共空间的建立。之所以如此,与本土化题材和现代品格的手法这两翼休戚相关。不过,此类文学在走出去的同时也招致了诸多非议,迎合西方口味、图解本民族历史及现实的写作层出不穷,"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格局下是文学伪公共性的猖獗。对新时代的乡土文学和中国形象而言,传播的根基仍是塑造。作家理应从"自者"维度出发,切实立足乡土大地,在乡土中国形象的独特性里发掘出通约性话题,于模仿借鉴下完成技法的创造与新生,最终,经由文学性通道让中国文学及中国形象更好地走向世界,在平等对话中守卫当代中国文学的尊严。
景观化的当下媒体空间影响了文学创作空间,小说叙事中的造型性、空间性、共时性越来越显著。江苏文学创作也逐渐改变了传统的时间架构,越来越多的作家创造性地使用空间创作,叙事呈现出空间化倾向。空间不再止于故事发生的场景、时间的附属品,已然成为重要的叙事元素,构建起新的叙事方法和意义生成机制。究其原因,文学写作传统、写作意识机制、艺术表现方法为愈来愈显著的空间叙事提供了可能性,媒体空间的全球图像传播则是其生成的必然性所在。
论文旨在讨论恩斯特·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与我们当下现状的相关性。卡西尔思想的重要力量在于他提出了一种并非基于内容而是基于形式特征的文化哲学。卡西尔希望从人的行为举止去思考人类,而不是因为其实质,因此他以一种创新的方式阐明个体和共性的关系:他认为差异中存在着共性,而差异能引起个体不断地重新自我设置,而不是将自身局限在一个固定的身份上。
中世纪宫廷爱情文学范式的产生受到普罗旺斯抒情诗歌的影响,在浪漫传奇文学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爱情主题、人物刻画和故事范式。宫廷爱情的一般范式最初产生于12世纪的法国宫廷,后来在数百年间的发展中逐渐走向市民文化,并对欧洲文学中的爱情观念产生重要影响。在其文学演变过程中,宫廷爱情始于法国宫廷诗人创作的亚瑟王题材浪漫传奇,盛于但丁《新生》与《神曲》的"爱情"崇拜,经由乔叟作品的爱情疑问与实验,再至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爱情戏仿,其主题被反复重写,故事范式不断更新。
南非英语文学从无到有,为世界关注,创造了地方英语胜于英国英语的经典案例。其主题的更迭、写作方式的选择、影响力的扩散,无不与南非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现代化起步阶段,英语文学在南非生根,白人移民最初的创作都是以欧洲价值观为核心的;现代化推进阶段,英语作家们致力于殖民——启蒙现代性交织下的文学书写;南非国民党执政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严重畸形发展,英语文学为反抗种族政治、推进政治民主化贡献了重要力量;现代化再启动阶段,工业文明滋生的各种社会问题成为英语文学的主题,描绘当代社会图景成为其主要内容。南非英语文学的发展既有进步性也有不充分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南非现代化进程。
意象组合是视觉思维与电影叙事结合的修辞形式。意象组合一方面是指由一系列表现物象的连续镜头所构成的整体意象;另一方面则指意象之间通过连续组合成为"视觉和弦",产生新的意象。意象组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深度参与了中国电影的空间、时间、视点的构造,创造出"象外之象"的诗意审美体验,体现出中国电影人对民族化电影语言的探索。
赛博朋克电影通常以赛博朋克小说为蓝本进行改编与创作,以近未来的网络或高科技为背景展开对虚拟世界空间意象的构造与表达,通过对赛博空间、反乌托邦空间的科技伦理和社会问题的影像陈述表达对高科技的焦虑与反思,通过不同空间中人类与"电子人""赛博格"等群体的关系博弈与情感纠葛,展开对全新的生命体验和人类生存危机的关注,并由此形成了赛博朋克电影在后现代大众文化和后人类语境中独有的冲突美学风格。
互文性理论强调具体文本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2015年贾樟柯电影《山河故人》与2019年王小帅电影《地久天长》在主题、结构、细节、风格等诸多方面存在重合与相似点。对两部影片的互文性特征进行解读,可以更好地理解导演的创作意图,从而准确把握影片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汉魏六朝时期,由于儒家讲经及佛家讲经的影响,出现了大量的音义类著作。音义类著作要求正确的释义和精准的读音,是经典传播不可缺少的。音义类著作,作为经典的附属品,使经典在传播的过程中,不仅受众得其正义,而且通过正确而节奏和谐的声音,使经典的生命力得到充分的展示。音义类著作虽不是文学作品,但它所提供的诵读的方式,是我们了解当时文学有声传播的重要途径。
比较异文是考明疑难俗字的重要方法之一。异文作为考释疑难俗字的重要材料,其价值在考释的不同环节具有不同的表现,具体而言,大致有提示、佐证、检验三个方面。文章结合实例对此进行讨论。
《隋书·经籍志》是"五代史志"之一,修纂过程系依据《隋大业正御书目》,贞观初年点对"见存",于本志中可见若干条文证据;《七录》在分类体系、著录形式等方面影响《隋志》,如处士征召不就,南北朝书目旧式著录衔名例称"某官征不就/起/拜";写本文献中多有"细字"书写,每纸容字约为一般书写四倍左右,据此推论《隋志》著录中当有"细字"文献。
黑城出土的汉文文书,尤其是亦集乃路公文,反映了元代公文的一些典型特征。民族融合背景下的元代公文由于撰制人员的特殊,从文风上呈现出多样性。黑城出土汉文文书按照不同的行文方向格式有所区别,从现有的较完整的黑城出土文书中能窥见端倪。用语方面,黑城出土文书属于典型的粗俗体文书,公文中掺杂直译蒙古语、口头语、还使用了部分特有词汇。黑城出土文书从侧面也反映出元代独有的公文制度与时代风貌。
古代文书是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其中以奏疏为主体的实用文书为我们研究江南水患治理提供了基础数据。常熟白茆港在明代时已是太湖入海的重要通道,白茆港塞,则江南水灾频发,因此从明初到明末有大量的臣工参与到了治水活动中,并且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治水文书。其中,永乐年间的夏原吉,弘治年间的徐贯、姚文灏,正德至嘉靖年间的李充嗣,隆庆年间的海瑞,万历年间的林应训对白茆港的疏浚规模较大,效果明显,为我们再现了明代不同阶段对白茆港的水患治理。但是,白茆港屡浚屡塞的现象较为明显,除了河道先天的地势原因外,与后期管理跟不上以及治水方法的限制存在很大关系。明代的水患治理对前人的文书经验多有学法,有明显的融合性,但在整体的突破性上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