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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汉语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汉字汉语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目前学界对此看法分歧，存在种种错误或模糊的认识。“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是一个大题目，本文只谈其中的两个问题：(1)汉字是汉族人的“第二语言”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汉字跟拼音文字一样，只有通过语音才能表意；(2)汉字对汉语有哪些影响?文章提出三个方面的影响并举例加以说明：一是汉字对汉语有补充作用，二是汉字改变口语读音，三是汉字对日源词的借入具有助推作用。除了这三点，汉字对汉语的影响应该还有其他方面，值得继续研究。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极为关注文献异时用字现象，对此有着大量论述，为汉语字词关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类聚异时用字形式、考察用字历史及演变过程、揭示特殊的用字演变现象等方面均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还可从学理层面提炼段玉裁对文献异时用字的认识和学术思想。不必讳言的是，《说文解字注》对部分字际关系及字词关系的判断也有不足乃至错误，在以《说文解字注》为用字研究的参考材料时，应持审慎态度，同时应自觉地广泛地利用出土文献。
依据文字类化将前后邻近字加上或改换成相同形旁的特点，将“受形近字的影响而导致的类化”“按义加形”“隶变导致的字形混同”从类化字里区分出去，前者为异写造成，是低频构件向高频构件靠拢的结果；第二者实为汉字形声字孳乳的最重要方式；后者由隶变造成，是省简带来的必然结果。除字内类化、字际类化、受潜意识影响的类推等三个基本类型外，类化字还包括隔字类化、构件位移类化等特例。字形类化对字词关系产生巨大影响，形成一大批临时异体字，部分沿用至今，部分形成同形字；产生一批无法直接分释的联绵词；导致词义沾染等。类化字对字词关系的研究，对于大型历时字典的研究、编纂和修订，具有重要的资料支持作用。
汉语语义聚合对用字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语义聚合内一个词语的用字演变规律可能扩散到与之相关的其他词语身上，带动后者的用字也沿着类似或相关的轨迹演变，从而使它们的用字呈现同步演变的趋势。在义符选取方面，语义聚合内的不同词语通过增旁衍化、换旁转化、简省同化、类推泛化、对立选取等途径选择相同或相关的义符组合新字，体现类属意义或同义、反义关系。在字符结构方面，为体现语义聚合内不同词语的意义关联，它们的用字结构有朝着构件布局的二合化、结构功能的音义化、歧异用字的整齐化和用字更替的同步化等多方面的演变趋势。在字词对应系统方面，语义聚合关系推动用字的群组发展，增强不同用字的字际关联，建立字词的系统对应关系，促进了汉字的系统化和有序化发展。
华学澜、丁福保、左霈是三位近代名人，他们的日记各有稿本、印本、标点本不同形态，其内容广涉近代政治史、科举史、教育史、医学史、文学史、社会史、生活史等不同面相。对以上三种日记版本和内容价值的叙录，便于学者掌握相关信息，有益于近代文史研究。
中国古代日记脱胎于史书，本偏重公共史料性。晚清时期，部分士人偏好在日记中以文学性方式抒写个人化内容。在表达功能方面，注重使用文学笔法塑造自我形象，体现了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在写作主题方面，更加关注心灵世界，对情感记忆的书写尤为突出，抒情性显著增强；在语言形式方面，大量引入骈语、诗语表达个人情志，彰显日记文本的形式与意境之美。晚清士人在别集之外新开一境，逐渐习惯于日记中表达自我，于诗词、骈文等传统文学资源中汲取营养，赋予日记更多个人化与文学性色彩，促使古代日记走向现代转型。
陆游的散文名篇《入蜀记》是宋代日记体游记的代表作，对日记体游记基本格局的定型起到了重要作用，开启了日记体游记的人文转向。《入蜀记》文史兼长，为历代读者所激赏。人们不仅称扬《入蜀记》自然的文风与严谨的考证，亦对陆游寄寓其间的恢复之志与爱国情怀深有体察。《入蜀记》为读者构建了一方历史的山水和想象的空间，使读者得以在不同的接受情境中与放翁同游和对话，留下诸多带有私人印记的阅读体会。《入蜀记》对后世纪游类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但成为明清诸多日记体游记的仿写典范，对纪行题材诗歌的写作与编排亦有启发。
《伯灵顿杂志》是英国最具国际影响的艺术研究期刊，也是20世纪上半叶密集刊发中国艺术评论最知名的西方刊物，自创刊(1903)迄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杂志在1903-1939年间从未间断的444期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书画及其他艺术的评论，以及西方在中亚、东亚探险考古的信息，不仅成为西方学者借鉴世界各国各地区文化遗产、推进现代主义美学探索的重要阵地，亦为中国古典艺术与美学原则进入世界艺术的主流话语体系，助推现代主义思潮的生成做出了突出贡献。
1920-1921年，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在《伯灵顿杂志》上发表了《中国艺术哲学》系列论文，译介了谢赫、王维、张彦远、郭熙、董其昌等重要艺术评论家及其画论，是西方较早集中阐释中国艺术哲学的重要成果。韦利的中国艺术哲学研究有其突出特色，一是以准确、流畅的英文翻译了大量中国画论原文，匡正了前人的误解、误译，突破了以往学界深受日本学者观念影响的困境；二是将不同时期的中国艺术名家及其画论置于中国历史、思想史、哲学史的框架内予以阐释，清晰呈现中国古典艺术发展的脉络。韦利的研究推动了中国艺术哲学在西方的接受和传播，并深刻影响了弗莱、庞德等英美现代主义者的思想和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蒋彝是1935年“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上中国书画的主要讲解者，也是唯一的中国学者。本文关注他以展览盛事下的“中国热”为契机，对中国书画美学做出独特的跨文化阐释，及其在推动东西方艺术美学的交流互鉴方面的贡献。蒋彝因之跨文化身份而具有天然的比较眼光，以《中国之眼》和《中国书法》两部专著为主要阵地，将中国书画的技法、媒介、史论和美学原则等系统地介绍给西方，同时以“线条”作为勾连东西方美学的基础原则，探寻其中暗含的艺术的普遍性和共通性，从而体现出一种“世界主义”性质的艺术观念。
文章以“美是道德的象征”和“乐是心之本体”这两大美学命题为中心，对康德和王阳明的伦理美学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两者的共同点十分明显，都强调先天的道德理性，认为美与善密切相关，具有纵向超越的知识结构。差异在于：康德始终坚持真善美的基本区分，并受制于其二元论的哲学框架，“美”只能以象征的方式间接地呈现“善”;王阳明没有像康德那样对“纯粹美”作出分析，其哲学体系是以良知为本体的一元论，知、善、乐都进入了本体论层次，在“智的直觉”的观照下，真善美是合一的。另外，康德还将道德目的论延伸至道德宗教，其美学具有宗教精神；王阳明主张天人一心、天人一气，从而走向天地境界。王阳明的本体论美学有助于突破康德的主体性哲学和认识论思维给美学带来的局限，在海德格尔美学热的激发下，对晚近“境界美学”的兴盛有促进之功。
文学世界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文学隐喻，它在20世纪才真正成为一个新的文学研究领域，这是适应20世纪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及批评的发展而形成的。艾布拉姆斯是其主要奠基人。文学世界研究对文学自身和文学本体研究是一个重要突破。本文对20世纪文学世界研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行了简明的梳理，并对其形成背景、对当代文论建设和发展的主要贡献和当前存在的困境和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以引起文论界对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关注和认识。
作为经历新旧两个社会、接受继父言传身教与党组织精神引导的年轻干部，《创业史》中的主人公梁生宝的思想性格既整体上凸显出作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时代新质，又存在着传统社会的思想积淀。新与旧的纠缠、现代与传统的矛盾构成了梁生宝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梁生宝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在他与异性的相处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与徐改霞由相爱走向分手，其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既非生宝忙于合作化事业而无暇与改霞姑娘谈情说爱，又非双方父母的激烈反对和生宝的移情别恋，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两人价值观念之间的无形冲突。
在1990年代，朱朱在“不纯”的时代写“纯净”的诗，力图在诗歌中重新发明一种现实，但这种自我诗学也产生了陷入虚无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的诗学危机。于是2000年左右，朱朱开始思考“纯诗及物的可能”,转向与他人对话和对人性的探索。在自我诗学与他人诗学之间，朱朱一以贯之地对女性与爱欲展开深度的书写，从而又打开了一个充满魅惑的阴性世界。当朱朱以艺术策展人、艺术批评家与诗人的身份漫游在南方与北方、东方与西方时，他的诗歌展现出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与厚重的博思。最终，朱朱以一种超验性的视角，实现了对自我与他人的双重超越，远离了凝视人性的深渊。
作者在北京大学读研期间，被调入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高校教材《中国文学史》编写组，在王季思、季镇淮先生的指导下，分担宋元文学部分章节初稿的撰写。责任重，时间紧，先生们要求极为严格。在传授理念、方法的同时，引导指点，不厌其烦。现据残存的日记，连同吴组缃、吴小如先生启示性谈话，一并节录发表，以表达作者对先生们的感激与怀念。
在国人自撰中国文学史的草创期，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是一部有思想、有内容、有特色、有价值的文学史著作，但在学界却似乎一直处于被遗忘的状态。龚道耕谈论文学、论述中国文学史，遵循传统的、古典的大文学观，讲求通识，主张“自成体系”,认为文学渊源于六经，反对仅以诗歌、戏曲、小说为主的狭隘文学史观。注重采用中国传统学术资料，特别是传统的目录、史传和诗词文话，从中搜寻出文学史的脉络线索。而对于诸多问题的阐述，持论严谨平实，观点匠心独具，这在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中可以说是别树一帜、引人深思。因此，若回顾、评价早期中国文学史的创作，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势必要引起学者足够的重视和思考。
沈燮元先生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有着一段学术因缘，随着他的逝世，行将被人所淡忘。兹据其遗留友朋书札中，与唐圭璋、钱玄、赵国璋三先生相关的史料，加以钩稽考订。从唐圭璋先生询问《全芳备祖》版本、钱玄先生追忆早年欲入职国学图书馆未果、赵国璋先生主编《文献学辞典》题签及《文教资料》1995年第1期出版潘景郑资料专辑等角度，揭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史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正>《美善相济:古典小说的伦理叙事》2022年由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作者江守义,全书22.9万字。该书在儒家规范伦理的维度上分析古典小说的伦理叙事,从意图伦理、故事伦理、叙述伦理和接受伦理四个方面展开。意图伦理和故事伦理讨论古典小说之“善”,叙述伦理讨论古典小说之“美”,意图伦理、故事伦理和叙述伦理相结合,可见“美善相济”之意;接受伦理讨论小说接受对“美善相济”的发现以及接受本身的“美善相济”。